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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木尧和他的红豆杉王国(纪实文学连载之四)

 

08.人心叵测

李木尧到公社广播站以后,对本职工作勤奋好学,很快精通了业务。每天早上5点把广播的事情处理好以后,坚持做的还有打扫公社的院子。寇店公社当时有两个院子,广播站和公社书记驻扎在小院子里,他把小院子扫了,再去扫大院子。书记起床后,他还给书记屋里打扫一遍。那时,书记办公室也是住室,非常简陋。为了方便起夜解手,住在公社的干部们,晚上都要在屋里放个夜尿壶,李木尧见书记起了床,就先去把书记的夜壶提到厕所倒了,再用水涮了,提到屋里放在床下。除了公派其他各种杂活,李木尧也经常到公社厨房帮助炊事员择菜、洗菜、砸煤等。砸煤——把碎煤加少量黏土和水,用铁锨来回翻腾砸黏了备用。他没有更多的想法,主要是觉得在公社院子里住的人,数他年龄最小,多干点活是应该的。当然,他也觉得自己表现好,长期下去,遇到机会领导们也许能给他“转正”,但在这上面考虑很少。在他看来,他一个农村青年,能住进公社院里管广播,已经很幸运了。

1970年底,新疆部队到偃师接新兵。接兵的一位首长在寇店公社住了几天。这位首长发现,李木尧每天早上都是按时起床,并且起得最早,小伙子不停地干这干那,很勤快。首长把他叫到跟前,看他长得精神,问了他的工作、家庭、年龄情况,就看中了他。首长问:“小李,你想不想当兵啊?”李木尧说:“想!咋不想?做梦都想!”首长说:“我先跟你公社领导说说吧。”又说:“你到部队,还可以管广播,也可以放电影,想搞通信也行,部队需要你这样的。”首长当天就跟公社武装部长说了,并且特别说明:“你们如果让这个小李跟我走,我就给你们公社增加6个当兵的指标。”武装部长跟公社主要领导作了汇报。公社领导跟接兵首长把李木尧猛夸一番,说:“这个木尧,是俺公社广播的顶梁柱!他要是一走,俺这广播立马就会塌台了!不过,国防的事儿大,俺也得先尽着部队用人。不过,咱得跟首长讲明了,你得先把增加的6个指标弄过来。俺们让他参加体检,体检上了,他参军去;体检不上,他走不了,指标还得归俺公社。”首长笑了:“好吧!”

公社武装部长亲自带着李木尧去了体检站。李木尧体检出来不一会儿,武装部长也出来了,一脸正经对李木尧说:“老弟啊,不是你老哥不给你帮忙,你没验上,你说有啥门儿?”李木尧泄了气,又很无奈:“不说了,你们是不想让我去吧!”

说起来颇有意思,那时正搞“文化大革命”,人们“斗”起来,往往毫不留情。同时,人性中单纯的一面也很可爱。比如那位接兵的首长——听他说话的口气职务不低,李木尧记得别人叫他师长。

公社那位武装部长是军人出身,比李木尧大几岁,人很直爽,脾气也不好,和李木尧俩人关系已经到了熟不忌礼的地步。有一天,他看平时都是乐呵呵的部长一直阴沉着脸,很不高兴的样子,他想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烦心的事儿。李木尧爱开玩笑,但对领导们工作上的事儿从不过问,他想让部长开一下心,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,突然却冒出一个近似恶作剧的想法。傍晚,他骑上自行车去了部长家的村子,找到了部长的妻子。部长妻子是大队妇女主任,工作也是风风火火的。部长妻子正在忙着跟别人说事儿,问:“木尧,大忙天,你来弄啥哩?”李木尧说:“专门来见你的。”“啥事儿?恁急!”李木尧招招手示意让人家过来,一本正经低语:“嫂子,俺哥在俺村包村,跟翻砂厂东边一个女的好上了,群众有议论。你得去说说他……”

部长妻子不等李木尧把话说完,五官就变了形,“走!”让李木尧用自行车带着直去公社。一路上,部长妻子一句话也不说,李木尧则哼着:“大海航行靠舵手,万物生长靠太阳……”部长妻子不高兴地说:“你怪高兴哩!”李木尧说:“带着一个大活人,使得慌,提提劲儿嘛!”到了公社,部长妻子跳下车,直奔部长屋,李木尧这边满脸都是笑,支棱着耳朵听。只听人家两口子你来他往:“大忙天,你咋这会儿来了?”“我咋不能来?你说!”“有啥急事儿?”“不是急事儿!是你办的好事儿!”“我办的啥好事儿?”“你跟刘李村那个女的是咋回事儿?”“哪个女的?”“你不说是不是?翻砂厂东隔壁那个……老实说!”“谁跟你说的……啊,我知道了,肯定是木尧跟你说的,我叫他来!”李木尧赶紧躲到一个角落。部长出了屋门,就大声吆喝:“木尧,木尧……”李木尧这才走出来,应答:“啥事儿,恁大声儿弄啥哩?”说着,去了部长屋,部长说:“木尧,对着你嫂子面儿,你说实话,翻砂厂东隔壁那不是一个配种站吗?那里头哪个是女的……”李木尧已经忍不住笑,部长突然明白了,抬手打了李木尧两个架脖子拐,对妻子说:“知道不知道,那里头连牲口都是公的!”部长妻子也明白了,上前也要打,李木尧连连摆手:“嫂子,我看哥生啥气啦,一天黑丧着脸,他要是气下病儿咋弄!我大老远把你带过来劝劝他,你俩别把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……”

事后,部长问李木尧:“你当不上兵,不能怨我啊!你跟俺开这玩笑!”李木尧说:“不是那事儿!我真是怕你气下病儿!”

玩笑开过了头,也是玩笑,“包袱”抖开,大家倒是很开心。李木尧爱开玩笑在公社是出了名儿的,他性格开朗,聪明勤奋,善解人意,与人为善。他不参与政治派系活动,各方面对他不但没戒心,且多有好感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10年,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很不正常。1973年,公社机关党支部书记和办公室主任介绍他入党,他也没填写过入党自愿书,介绍人对他说,已经报上去了。后来也没听到消息,也没宣誓履行入党手续。最终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中共党员。1974年,公社当家的负责人和其他领导商量,让李木尧担任公社机关团支部书记工作,也没发任命文件。那时,公社直属的单位共青团员不少,活动也不多,他召集过几次团小组长会议,团支部书记的名儿他是落下了。后来,他又听说,要让他当公社团委副书记,已经报到县里去了。他觉得这样下去,自己必定要进入政治圈儿,赶紧向领导报告,自己干不了,要求撤回报告。入党、担任公社团委副书记的事情,结果是不了了之。但是,大家都知道他受到当时公社主要领导的欣赏。

李木尧不介入政治活动,但由于在公社时间长了,耳濡目染,对领导们个人的工作能力、工作作风和在群众中的影响,他是心中有数的。他性格直率,有时大家私下议论领导时,他往往直言不讳。当时一位薛姓领导,经常深入农村,调查研究,和群众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。开大会不用稿子,讲得生动活泼,李木尧赞扬薛领导“人家讲话,越讲听得人越多!”那时,经常工作组驻村包队,换一批动员一次,薛领导提要求很具体,如:“到群众家里吃饭,必须按‘4两1毛’给人家粮票、伙食费;给咱做啥咱吃啥。做咸了,咱咸吃。做甜了,咱甜吃;到了群众家,不能等着人家做饭,能给人家干点啥,咱就干点啥……”李木尧还听说,薛领导一次到一户群众家吃饭,看到人家女主人一边抱着孩子,一边往锅头里添柴,就说:“来,叫我学学烧火吧!”自己就干开了。薛领导所到一处,都留下了很好的名声。那时推行的基本工作方法,叫作“以点带面”,就是每项工作都要抓个点,取得经验,树立典型做样板,再作推广。寇店公社那时树立的几个典型,有种棉花、学大寨造梯田、集体养猪、民兵工作等,在县里、地区很有名,有的是省里的先进。李木尧很佩服薛领导等实干的人,议论起来也不避讳。

后来,薛领导还有和他配合默契的另一个郭领导被提拔到别县任职。公社主要头头换了。新头头新弄法,过了些日子,大家看出来前后的区别,议论时,李木尧说:“确实是不一样儿!”

后来,这些议论传到了新领导的耳朵里。一天,新领导B把李木尧叫到屋里,先问他对现任领导C和新领导D的看法。李木尧把平时看到的想到的实打实说了,其中说领导C“工作扎实,为人不错”,说新领导D“不老务实”。新领导B接着问:“木尧,我听说,你说我跟前头领导不一样儿,你说说,我哪些地方跟他不一样儿!”

新领导上任后,李木尧一如对待前任,“把他们都伺候得得得劲劲的”。见新领导问得认真,他也回答得认真:“不是一样儿,是大不一样儿,差别大了!人家下乡一回来,公社院里的人都出来围住问这问那的。你一回来,大家都躲到屋里不出来;谁家里人有了病,去跟人家请假,人家赶紧都批准了。跟你请假,你说‘你是医生?回去有啥用!’伤人心;人家不训人,你动不动就训人……”新领导听了,不停地点头,嘴里“喔喔、嗯嗯”,算是明白了。

这里还得说说“文化大革命”在农村基层的影响。这个话题太大、太难说清。还是得简单说说。不然,人们对李木尧后来的经历的事情,难知其所以然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是“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”,可以说是因中央高层政治观点、施政方略的不同引发的,形式开始是发动群众“造反”,“揪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”并进行“夺权”。各级党政大量的、主要领导干部迅速被“打倒”批斗,想不通的、持反对意见的人出来保护这些干部,为他们鸣不平。全国的干部群众因此基本上分成了“造反派”、“保守派”,后来又发展到武斗,死伤了不少人;“造反派”开始是毛主席支持的,很快占了上风。“造反派”夺了权,老担心权位“不牢”,热衷于斗争,不咋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,喊出口号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等,很吓人的。后来毛主席觉得不妥,又把一些“老干部”“解放”出来,“老、中、青三结合”进了各级领导班子。这样一来,各级领导班子实际上主要力量是“两派”——中央就出了个“四人帮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10年中,因为“政治”和“民生”的不同需要,两派也有此起彼伏地位升降的反复。此起时,就想方斗别人,斗争的重要方式就是办“学习班”——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集中起来,不光是学习,还要批斗,批斗也包括动手,直至打掉“强硬分子”的锐气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新干部一般有“造反”的背景。当时,寇店公社一位新领导B有个特点:开大会讲话使用话筒时,老是把话筒放到嘴边,讲起话来放大器经常发出“吱儿吱儿”的啸叫声。坐在放大器跟前的李木尧,听到“吱儿吱儿”啸叫,只好把音量降低。一来二去,新领导B不高兴了,有一天终于直说出来:“木尧,我发现只要我讲话,你就把喇叭声音弄得很低!啥意思?”李木尧赶紧进行解释。新领导B嘴上没说啥,看上去还是不高兴。

1976年9月9日,毛主席逝世。9月18日,毛主席追悼会举行。10月6日,“四人帮”被抓。中国政治形势急转。

“四人帮”被抓,标志着“文化大革命”“造反派”进入历史。后来很长时间里,地方上有些曾经有“造反”背景、在基层当过领导干部的人,也戏称自己是“四人帮”,笑谈人生一页而已。

当时,寇店公社的新领导,虽说可列入“造反起家”之列,但是因为曾经是从农村生产队干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,粉碎“四人帮”初期,不仅没有被“清算”,而且还在主持“清算”工作。1977年下半年,公社办了一个“肃清‘四人帮’流毒学习班”,李木尧被点名参加。“学习班”设在公社“抗大高中”——按抗战时期延安“抗大精神”设立的半工半读学校,位于水泉大队的一个山沟里,居室多为窑洞。李木尧被告知,他需要交代和已经提拔调走的公社前任的薛领导、郭领导的关系,他以前和薛领导、郭领导都说了些啥!

李木尧一头雾水:“我和他们啥关系?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啊!我是一个合同工,我就是像伺候你们一样伺候他们呀!我能跟人家说啥,平常不就是开玩笑开得多罢了!”

他被禁在一个窑洞里,五六个人看守着。他实在是没啥交代的。他跑遍了寇店村村寨寨,很多人都认识他,那些看管他的人至少都听说他这人不错,开始大都同情他。后来,领导发现,他不但不交代,还做些“反宣传”,决定认真挑选与他陌生的“动力”人员,在一个多月时间里,前后换了五六拨人。训斥他:“平常你口无遮拦,对领导,你啥都能说出来。这会儿,你竟然守口如瓶了,明明就是不老实!告诉你,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。顽固到底,有啥好处!”又把看守人员叫到一边,加以点拨:“他的嘴能有多硬?”

终于,看守人员对他动手了。让他跪倒,他不跪。连踢带按使他跪在地上。还不说,再把他踢翻在地,又拉起来拳打脚踢。他喊叫:“叫我说啥哩!我真是没啥说啊!”窑洞一角有个半窑高的土台子,看守让他站在上面,他佝偻着身子站不直、不能蹲,难受得浑身出汗。看守们打上了瘾似的,把他当成沙袋拳脚相加,打得他死不了活不成。他看那些人除了打,也没有别的办法,干脆舍命上了,反复大喊:“打吧!你们把我打死算毬啦!打死我我也没啥说!”新领导D从农村生产队提拔起来前,跟他关系很好,到公社当领导后,他也将之当领导敬着。自从李木尧说这个人“不老务实”后,新领导D就不再和他近乎了。他万万没想到,为了整别人,新领导D等一拨人把他拉进去往死里整。一天,新领导D过来装模作样劝他:“说吧!你一说就能出去了!就没你事儿啦!”李木尧顿时火冒三丈:“你他娘那B,没良心的东西!我来广播站这些年,叫我干啥我干啥,我把你们当神一样儿敬着。逢年过节我歇过一天没有?你们谁问过我一声儿?你们弄人家调走的领导的事儿,有本事到人家的县里去弄;弄公社里头跟你不对的干部的事儿,你当面弄,弄我干啥?我就说你不老务实,那也是实话,就那句话,你就这样子报复我……”新领导D截断他的话:“我报复你弄啥?咱这是跟你说公事儿哩,这是政治运动……”李木尧啥也不顾了,一吐愤怒:“你说得好听!你跟我要工作服,我给你了;比跟我要绝缘鞋,我给你了。你那是为公事儿?你占公家便宜的事儿,咋不叫我交代?你从村里混上来才几天,说翻脸就翻脸了!我跟你说,广播站我不干了,我回去种地去,伺候你们砍蛋哩!我看你咋蹦跶哩……私设公堂,啥毬政治运动!你就是打死我,我也不会歪人、害人……”

新领导D被李木尧连说带骂,脸上红了变白,白了变红,大为光火。当天晚上组织20来人对李木尧“强攻”,文武双管齐下,批一阵儿,打一阵儿,整得李木尧死去活来。天将亮时,看李木尧只剩下喘气的力气,才作罢。

两个月里,李木尧受尽人格侮辱和皮肉之苦。但他没有栽赃陷害别人,保全了自己的良心。李木尧“顽抗”直至学习班结束,那拨人无奈,把他送到公社水泥厂监管劳动。过了春节,进入4月才放他回了家。他的事儿,不了了之。

李木尧回忆当年这段经历,说:“那是渣滓洞的日子!把我打得狠着哩!”

新领导D等,不久也被开销回家。潮起潮落中,他们那一派最终也被弄得灰不溜秋的。不提。

 

09.峰回路转

中国有名言: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”。

在学习班那一段时间,李木尧的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。皮肉之伤好愈,心灵之伤难合。

回家以后,他的脑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,已经到了不能深度睡眠的状态。躺在床上不动,心率每分钟也在100次上下,整天感到烦躁“死急”。家里本来就穷,他又没了收入,好药买不起。自己的那点医道还治不了自己的病。求医时,医生告诉他,他的病最好的、唯一的办法是多干体力活,疲老了身体,迫使脑细胞运动回复正常。在广播站多年,家中房子本来早该翻建,他一心扑在工作上,也把建房的事情耽误了。听医生一说,他就决定建房子。

早年,农村有“一年盖屋,十年备物”之说。到李木尧准备盖房子时,世情已变为:“想一周不安生,就请客;想一年不安生,就盖房子;想一辈子不安生,就找个相好的。”盖房子是需要忙活一年的。李木尧为了劳其筋骨,能动手的就自己动手,拉着架子车去河滩捡石头、淘沙石等,每天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。还经常往地里挑尿送粪干庄稼活。晚上还睡不着,就在墙上默画、默写收音机、扩大器电路图。他觉得那是自己的钟爱,是自己的看家本事,决不能丢了。他知道必须注重自我调理。对过去的遭遇的不幸,他就学阿Q的精神努力解脱——挨整只当风吹帽儿!那些整他的人丢掉了官帽儿回到村里,没技术没本事,还不如咱哩!

他在家里盖房子忙得不亦乐乎,生产队长找上门来,问明情况,说:“木尧,想干出力的活,也不能像你这样闷着头儿在家盖房子。多找点人,咱叽哩咔嚓赶紧把房子拾掇好,再干点儿大事儿!中不中啊!”李木尧问:“看上啥事儿啦?”队长说:“看这势儿,往后好搞运动是吃不开了。咱队里穷,咱得想点儿办法搞点副业。我听说首阳山那边做机瓦,需要很多机瓦架儿。你脑子活,又能干,咱去看一下,能不能给他们加工机瓦架儿。能干的话,咱们回来给队里办个木工厂,能挣俩钱,到年底也给群众多分几个。”李木尧一听,满口答应,说:“中!”

李木尧和队长去了首阳山,到了一家大的机瓦厂,很利索就谈成了。从机瓦厂里出来,李木尧笑着说:“太简单了!没事儿,咱保证能弄成!”回到家,李木尧请人把房子盖起来后,就投入木工厂工作中。所谓机瓦架儿,就是横竖几根小木条做成个小框子,把刚轧出来的湿机瓦放在上面,便于晾干。只需要基本的木工技术就能完成,利润不大,用量很大。队长找了场地,找了几个人,让李木尧领着就干开了。干了不长时间,李木尧觉得单靠手工效率太低,就开始琢磨改造工具。最后,从生产队废弃的一台弹花机上发现一个相似圆盘锯的零件,他卸了下来,又焊架子、配电机做了一个电锯,劳动效率大大提高,五六个人的小加工厂,一个月也有2000来块的利润。在生产队厂里劳动,和其他社员一样,报酬是记工分。到了年底,生产队根据社员总共分和总收入,计算出每个工分的价值,然后分红。

李木尧精通电器闻名周边地区。他也特别喜爱在电的方面动脑子。回到村里后,村里电工对他说,村里各户电表用量合计与总电表数老是低得太多,远远超出正常线损,估计偷电严重。李木尧说:“我给你出个主意:你把一条街上的用户电表集中在一棵电线杆上,做个箱子装上,锁起来,抄表的时候你搬梯子上去。”电工按他说的办了,果然见效。

那几年,使用电器的农家逐渐增多,不少人家电器出了故障,找李木尧修理,他都是有求必应。如遇到大零件坏了,他就给人家写出单子,让人家去买来。他则分文不收修理费,还经常搭上些小零件。各大队扩大器坏了,都请他修理,他不收费用,还搭进不少功夫,少得了不少工分。他觉得,他的责任就是干这个的。妻子曾经劝他不要再这样干了,他说:“这是咱的老本行,摸住这些东西,心也静了,对自己有益。给别人帮忙,落个人情自己心里也宽敞些。”

人心都是肉长的。知道李木尧给人修电器不收钱,不少人过意不去,给他送点红薯、黑桃、大枣等表示谢意。一次,彭店寨一个教师家里电视机坏了,带着电视机跑了二三十里找到他,说:“到你这儿修,觉着保险。”他把电视机修好,人家非给他钱不可,他坚决不要,说:“你大老远跑过来,对我够信任了!就凭这,我就不能收你的钱!”那位老师说:“我送你一句话吧:‘只有永远的利益,没有永远的朋友!’”李木尧觉得很有哲理。现在看来,那位老师还真有点迂阔之气,他想说明什么呢?可能是他得知李木尧以前挨过整心情不好,想用这句名言安慰他一下?是强调利益还是强调朋友?那是一句出自西方政治家之口、经过中国化改造过的名言。原本是对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认知。中国人习惯以大比小——以国事比家事儿,以皇帝比家长等等。李木尧觉得那位老师当年能跟他讲这么一句话,自己也很划算了——他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中国人重朋友、重友情却是真的。“交了新朋友,不忘老朋友。”就说李木尧当年公开称道的薛领导和郭领导,后来官做大了,却一直关注着李木尧。他们当时对李木尧的危难处境无能为力,对李木尧宁愿忍受毒打也不说违心之话的硬汉之气感慨多多,对刻苦学习精通电子技术的李木尧视为人才难得。形势稳定下来之后,两位领导都尽力向李木尧伸出援手,力图助他一臂之力。薛领导专门派人找到李木尧,让他到自己主政的地方,发挥才干,开拓事业,他谢绝了,说:“我有能力自己生存。”有一天,李木尧到洛阳采购电子零件,骑着自行车行走在周公庙附近的路上,后头赶上来一台小车,到了他的旁边,放慢速度,一点点把他挤在路边后也停了下来,他一脚踏在道牙上,正要发作,一看车里坐的是郭领导。郭领导说:“见你李木尧一次不容易啊!”下车后,郭领导把他拉到一边,说:“你到洛阳来吧,我能给你……”开列的条件相当诱人,真是一心为他考虑的。李木尧说:“我还是想在寇店开一个门市修理电器,我在那里是出了名儿的。干点小生意儿,养家糊口过得去算了……”两个领导见状,还托当时任职寇店公社领导对李木尧给予关注。公社领导见老领导对李木尧如此器重,知道此人是个人才,找到他让他出任公社机械厂负责人,他都谢绝了。

1985年初,沙沟村党支部书记C先生想上一个化工企业,也想拉上李木尧入伙,俩人是老朋友。C先生将计划和盘托出,李木尧为之心动。因前期投资较大,他们找到庞村一个企业合伙。3月4日,正是农历正月十三,俩人合用一辆自行车骑着,去拜访了合伙人,谈得也顺利,归途中李木尧带着C先生。在一处上坡路上,对面冲下来一辆摩托车,迎面撞了上来。李木尧被撞飞。C先生受伤轻,连声喊着李木尧的名字,到跟前一看,李木尧已是小便失禁不省人事。骑摩托车的两人,倒在地上,酒气很重,也不知所措。C先生大喊大叫“救人”,过路的4个乡亲,围了过来,又见远处驶来一台小车,虽手拉手横在路上。开车的来自西安,停下车,让大家把李木尧抬上车,直奔公社卫生院。经过许久抢救,李木尧醒了过来,见身边围了一圈人,听见外边吵杂也像有不少人,就问:“这是咋了?”“老天爷啊,你总算醒了!”有人庆幸地叹道。随后几天,李木尧一天天好转,经过检查,他只是胸骨受伤裂了一条缝。C先生说:“俺们跟医生说,木尧这个人是靠脑子吃饭的,千万别让他脑子留下毛病!”李木尧说:“嘴有毛病,咋吃饭?”肇事的两位羞愧万分,也是带着补品天天看他,最后结了医疗费,还准备再给他一些补偿。李木尧说:“我保住了命,对咱们都是大好事儿!叫你们多花钱,我心里不美!”任凭人家咋说,也不让再拿钱。

出院后,李木尧对C先生说:“我说呀,老伙计,我命中注定得搞无线电过日子,化工不是我的财路,说啥不能弄化工了!”休养了3个月,不能干出力活,只能看书,思谋新的出路。

1986年春节过后,李木尧在租了一个门面房,挂上“无线电修理门市部”的牌子,开启了创业之路。

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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